佛像鉴定鉴赏收藏

我国的早期佛像遗迹，由于大多数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和年号，有的在内容上往往和道家以及神仙方术混杂在一起，因此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佛像，而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佛像，应该是在3世纪中期以后所谓十六国时代才正式出现的。

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是在西晋（265－316年）末年，北方大乱，匈奴、羯、羌、鲜卑等少数民族一时间纷纷独立建立的小朝廷，共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和夏，共十六国，史称十六国时期。

304年刘渊称王，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为止，前后共一百三十五年。这些小王朝短的二、三年，长的不过四五十年。活动的疆域也多在今甘肃、陕西、内蒙、河北一带、即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

此时也正是佛教初传入中国二三百年左右。佛教传入我国的路线虽有陆路与海路之分，但相当大的比重上，佛教是循着丝绸之路而进入内陆的。十六国的疆域也多分布在丝路附近和黄河流域。十六国的首领又往往多崇信佛教，西域的高僧佛图澄（232－348年）、鸠摩罗什（344－413年）等高僧都曾被后赵（319－351年）的石勒、石虎叔侄和后秦（384－417年）的首领姚兴所迎请，礼遇甚高。

前秦（350－394年）及北凉（401－439年）的上层统治者也都曾凿窟建寺、塑造佛像，至今十六国时期的石窟在敦煌、金塔寺、天梯山、文殊山、炳灵寺等都有遗存，十六国时代的石塔，甘肃一带也常发现。特别是十六国时期的小铜佛像也仍有不少传世品和出土品。这些佛像由于绝大多数佛像没有铭文，所以到底是十六国时代哪个朝廷铸造的很难确指，但他们的造型规律还是一致的。

▌开山之作

有明确纪年的十六国佛像当数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铜佛坐像，高39.7厘米，甚为高大，在古代铜鎏金的佛像中堪称珍贵了，是现存的十六国佛像中首屈一指的名品 （原出土地不明，现藏美国旧金山艺术馆）。

建武4年佛坐像

建武4年佛坐像

该佛像呈高肉髻，束发状的佛发，宽额，大眼横长，身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形式为图案化的Ｕ形，等距离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纹断面是浅阶梯形的，双手重叠于胸前作禅定印，趺坐在四方台座上。

台座正面有边框，上刻云气纹。注意正面有三孔均匀分布，结合其它佛像分析，这位置两侧大概原来应该嵌有两头浮雕的狮子，中间部分当年应嵌有水瓶花叶或者是汉式的博山炉。

背后残留有铭文∶建武四年岁在戊戌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及……三……生……

铭文中的建武是十六国后赵年号，公元319年羯族石勒称赵王，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后来迁都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由于石勒、石虎叔侄都笃信佛教，当年佛教兴盛，所以至今河北地区中部地区十六国时期的铜像屡有出土。

比丘竺某，根据他的竺姓判断，可能是印度或者是西域地区的僧人，因为在3世纪左右僧人的法名前冠以”竺”，往往表示他的籍贯是印度，冠以“支”往往表示他的籍贯是大月支，冠以”康”则说明他是康居人.

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铜佛坐像是目前惟一存世的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鎏金佛像，是佛教美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此外还有一尊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鎏金佛坐像（高19厘米），也极为重要。此像的形式和建武四年坐像大同小异， 只不过佛像下铸四足，与像身连为一体。这种作法较为少见，十六国时代的佛像绝大多数是佛像身躯部分和四足是分别铸造的，然后套接在一起的。

这尊佛像的四足表面上刻有发愿文∶胜光二年已巳春正月朔日中书舍人施文为合家平安造像一区。

胜光二年佛坐像

据发愿文可知，此像是匈奴赫连夏胜光二年（429年）中书舍人施文出资铸造的。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统万城（今内蒙鄂尔多斯），418年一度夺取长安即称帝，431年为吐谷浑所灭，此像是灭国前二年所造。

上述二像均有汉字铭文，为我们判断这类金铜佛像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具有重要的标尺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1979年西安文管会从废铜中收购的一尊金铜禅定佛像（高13.4厘米），磨光肉髻，通肩大衣，衣纹在肩部断面呈起伏阶梯形，立体感颇强。像背后刻有佉罗文，据林梅村先生考证，意为“此佛为智猛所赠（或制），谨向摩列迦之后裔，弗斯陀迦·慧悦致意”，并认为铭文的特点应是公元4世纪末。弗斯陀迦·慧悦应是大月氏望族摩迦列的后裔。

带有佉罗文的佛坐像

佉罗文起源于犍陀罗地区，2－4世纪流行于中亚，4世纪后渐废，在于阗、疏勒、龟兹及敦煌汉长城遗址中都有发现。内陆则在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发现过一处佉罗文井栏题记。而长安发现的这尊佛像的大磨光肉髻、面相有些类似汉族，大衣前的坐垫为汉代流行的菱格纹和三角纹，从诸方面风格分析，此像是制作于中亚至长安一带的，铸造者可能是汉化了的大月氏人。

尽管带铭文的十六国佛像甚为稀见，但上述三尊金铜像像却代表了中亚－长安、陕北－鄂尔多斯、河北三个大区域的风格。尽管地域广阔，但风格上并没有截然异趣的感觉，而是时代感很强，有着相当大的一致性。

完整的十六国佛像极少，可谓风毛鳞角。1955年河北省石家庄北宋村出土了一尊铜佛像，像高19厘米，全体由佛身、光背、圆伞盖和四足方座共四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都是可以拆卸组装的。光背上铸有二供养人、二飞天，正上方佛像头部又有一小坐佛，当是象征着身居兜率天宫的弥勒佛，在伞盖边缘还残留着垂饰物。

石家庄出土佛坐像

此外甘肃泾川县玉都乡也出土过一件同类型的佛像，高19厘米，构造与石家庄北宋村佛像大同小异，佛像的光背为身光背和头光背二重组合式，上方为圆形天盖，盖顶亦饰有莲瓣纹。四足方座上饰波浪纹，伞盖的柄插入光背后的榫孔里。如此完整的十六国佛像堪称绝品。

从上述二件完整佛像可看到，目前存世的十六国佛像多数是当年完整佛像的一部分，由于分铸套接，时代久远，故配件多已散失了。

甘肃出土佛坐像

1988年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曾举办《中国古式金铜佛和中亚及东南亚的金铜佛展》，内中十六国铜佛共出展四十余尊，全部是佛身部分，仅有二、三尊还套有四足方座。这些佛像脑后均有榫，可知当时应有光背，又底部全部为中空，平面呈凹形或四方形，推测当年下部应套接于四足方座上。

十六国佛坐像几乎无例外一律均着通肩式大衣，胸前及前襟部衣纹呈Ｕ形或Ｖ形状，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尤以两臂部分衣纹刻划深刻有力，层次明显。这种样式的大衣实际上是没有衣领的，只不过外披的布从右肩向左肩搭过时自然有褶纹而形成斜领状。但小铜佛像往往将这部分处理成圆领状，有的还在领子上面没有根据的刻上连珠纹饰。佛像的背后，制作较精致的可看到左肩后垂下大衣的一角，一般的小佛像往往背后衣纹交代得似是而非，衣纹更加简率。可推知，当时的工匠们对大衣的穿着法也未加深究。总的来看，十六国佛像的衣纹呈现一种图案化、程式化的形式。

虽然衣纹简略而呈图案化，但溯源起来，这种衣纹还是从犍陀罗样式的佛像的写实性的衣纹变化而来的。

犍陀罗的佛像有袒右肩式和通肩式大衣二种，衣纹立体而写实，衣料的质感较粗厚。衣纹走向一般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而下。这种倾斜的衣纹在个别十六国佛像上也可看到，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更喜欢对称与均衡，所以当这种外来的佛像样式传入中国后，衣纹逐渐演化为对称状的Ｕ形或Ｖ形了。加之佛教初来，标准佛像图样毕竟一般工匠难得见到，陈陈相因，衣纹渐趋图案化了。

十六国佛坐像

佛像趺坐的方台座两旁无例外浮雕二伏狮子，狮子头呈正面，嘴大张，正面露二前腿。二狮子略前突出，故平面呈凹形。二狮子之间浮雕水瓶，瓶内插花，或者作汉式博山炉，炉两侧有供养人。

佛像随佛教入中土，必然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以中国固有的审美趣味和制作技术。例如，四足式方座，就从不见于印度或犍陀罗佛像上。这种四足座常见于汉代画像石上的四足矮榻，又魏晋时达人雅士多坐于四足榻床，这种榻床的样式被借鉴到佛座上，有的在四足上又阴刻云气纹，可说是外来佛教艺术入中土后的改造形式。

十六国时，北方盛行坐禅，这种小像是禅观的对象或是祈福禳灾的供养佛像。和早期石窟一样，十六国时的造像种类较单纯，这种小铜像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禅定佛坐像，其它样式的佛像极少见。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佛立像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尊佛立像（高15.8厘米），头部为磨光肉髻、蓄髭、通肩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衣角，整体造型仍然是犍陀罗佛立像框架。台座上刻“造佛九躯”数字。

藤井有邻馆 金铜菩萨立像

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的金铜菩萨立像（4世纪，高32.9厘米）大衣右侧衣褶分三组，底部褶皱作成三个菱弧形，这种折带纹可以溯源于地中海的希腊、罗马的表现衣纹的雕刻上，在犍陀罗的雕刻上也可以见到此种形式。可以说十六国的佛像有着通过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像而带来的地中海的某些造型因素。

十六国的佛像可说是我国公认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单尊铜佛像，虽然在此之前东汉的墓室墓葬中已出现了早期佛像，如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出土的陶钱树座上已有一佛二供养人的佛雕像，又四川麻浩汉墓横梁上也有浮雕佛坐像。但那时是基于什么理论将佛像安置在墓葬中尚可探讨。且作为单尊的以礼拜供养为目的佛像还似应以十六国佛像为始。

除宫廷御制外，在北京和山西等地，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民间也制作了一些按西藏佛教仪轨而来的佛像。这些佛像尽管也属于藏佛，却是制作于内地民间，出自汉族工匠之手，从脸形、手部到衣着样式都无不充溢着汉文化的审美趣味，只有发髻、项饰、耳环、璎珞、莲瓣等细碎之处仍能体味出来自西藏的因素。有的造像也可说是汉藏寺庙都可兼用的，如释迦佛、布袋和尚、罗汉、四天王、千手观音像等，这些造像也很有意思，值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