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鉴定鉴赏收藏

尺寸：高50cm
年代：清代乾隆
质地：红铜合金嵌宝石
风格：乾隆宫廷
来源：拍卖会
成交：6,555,000元(2014.05)
参阅：北京瀚海
鉴赏：
此立姿地藏菩萨造像，为18世纪清代乾隆年间官造之烧色追古造像，来源为20世纪初亚洲中南半岛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今越南地区）总督阿尔贝特-皮埃尔·萨罗（Albert-Pierre Sarraut 1872–1962）的大笔遗产拍卖旧藏。往昔八国联军的法国军队主力即为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军队，且联军侵华距离该总督初任职时仅约十年，故此件珍贵拍品与八国联军所掠夺之中国文物间当能合理推疑出隐含着相当程度的密切关系。

乾隆朝（1736-1795）的部分藏传佛教造像，一时极为崇尚摹古之作，例如在造型风格及材质上摹仿古印度造像风格及西藏的部分摹古造像（参阅1）。在此时期的诸多追古造像中，亦有再现尼泊尔的紫金铜铸造技术以及仿效公元12至13世纪尼泊尔玛拉王朝的烧古造像风格。为了摹造古韵，此地藏菩萨像造像表层以烧古技法做烤色加工处理，故于肘弯及莲座底部擦口等处能显铜质的自然地子本色。造像的眼、唇等处的白、朱色泽；绀蓝藏青的发色等为原胶彩涂绘、头顶脑后的发髻纹饰，厚实的掌指轮廓以及双手大臂处的对接技法等处，在型制、刀工技法上皆为乾隆时期的制作工法。如此风格可说为以朝中进贡的尼泊尔玛拉王朝造像为蓝本的摹古之作，其工艺的制作方法、艺术的呈现模式无不体现出清代宫廷官造样式的典型风格特征。

此造像于制法上为乾隆官造的烧古之做，总体师法了玛拉王朝的造像艺术元素（参阅2、3），但仍于乾隆官造的技法上有所创新。然而在此如何与尼泊尔造像工艺做区别？于刻工修饰上，自头顶帽冠的五峰冠尖、斜披于身躯璎珞珠串的主珠，以及腹前圜腰璎珞之带扣等镶嵌有彩色玉石的上下或旁侧处，有别于尼泊尔传统“自然金包镶摩尼宝珠”语法的卷纹造型图腾，在此取而代之的是三或五道不等的“剑型几何线条”造型之刚直纹饰，故二者在细微创意的本质上有极大的区别。此外在铜质的区别上，乾隆造像的合金铜质以其物力资源之盛、人力工巧之精，故远较尼泊尔造像更为坚硬。所以这件珍稀造像，虽然在整体上效法了尼泊尔的制作工艺，但非一成不变地全盘模仿，于细节上仍保留了乾隆造像本身独具的创新再造风格与精湛细致的工艺精神。于工艺美学上，此立姿造像呈现三折枝的动态婉约美感。其姿态斜倚倾立，下裙呈现薄衣贴身的出水动态美感。眼神视角祥和俯垂，右手端起，掌指间流露出执持满结珍宝苗芽的手势；左手下垂，以施予手印捧持着鲜果。

关于地藏菩萨手持手帜物的描述，依据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壬戌）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题序的《造像量度经》之《续补》（工布查布述）记载：八大适子者…七、大愿地藏菩萨，身色黄色，手持“鲜果”。另依据藏文密续（tantra）记载，地藏菩萨（སའི་སྙིང་པོ།）手持“珍宝苗芽”（རིན་པོ་ཆེའི་མྱུ་གུ།）。按此“鲜果”或“珍宝苗芽”，从具象上来说，皆以植物的果实或带叶的果实做呈现。此造像左手所持之鲜果，苗叶从指间透于身后，带蒂的果实捧于掌心，再再强调了带枝“鲜果”的画面语法。一如黄财神的右手手帜，依据密续经文记载本应作“毕匝布剌果实”（梵语，意为石榴或无花果），取其晶艳如宝石焕发、果中有果、果能生果等祥瑞寓意，但九成以上造像或唐卡皆移接作摩尼宝珠；今此地藏菩萨像将手帜物重现为“鲜果”，考据详实，忠于原典，更显其细腻的艺术价值。于文化的标帜图腾上，鲜果、珍宝苗芽等皆意旨“能生众宝”的宝果，故与中国吉祥物中的“聚宝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德国那高拍卖（Nagel Auction）、佳士得（CHRISTIE’S） 等拍卖中，亦有与此地藏菩萨造像之制作工法相互辉映的艺术风格。例如2012年3月纽约佳士得拍卖的“乾隆敬装”（意为乾隆年间恭敬装脏）款之白文殊菩萨像，即为相同工法的烧古造像（参阅4）。与此件拍品相较，二者在底座擦口等处皆有泛黄红的合金铜地子，足见其皆拥有相同的铜质，在外观上并皆以乾隆烧古的工法体现当时崇尚的追古之风。造像双足底用以贯通莲座的手工锻打四楞铁柱脚，氧化锈蚀自然不造作，非现代新造之钢钉部件。莲花座底部的口沿呈锐利之直角，非近现代尼泊尔仿古制品的圆角口沿。故无论从微观之材料、型制等观点，或宏观之历史、艺术风格等特征，皆足以证明此造像为典型乾隆烧古之摹古造像。 乾隆烧古造像之名目见载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造办处活计库】铸炉处，十一月 初四日…交「铜烧古三大士菩萨三尊、铜烧古站像弥勒菩萨一尊、铜镀金背光座九座…」等确信之档案史料。清代自乾隆朝之后，盛世升平不复，嘉庆、道光以降外患渐起，国势渐衰，故已无追摹寻古的雅致与资源以支持更高的佛教造像艺术工艺水平，由此可知乾隆以后即无摹古之作。故由造像内部的合金铜质、外部的斑斓烧古技法以及雕凿纹饰的刀工等明证真鉴，此地藏菩萨立姿像为乾隆造像无疑，处处再现了清代乾隆时期所热衷追寻的仿古造像艺术文化水平。

此件拍品来源为20世纪初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阿尔贝特的旧藏（参阅5），出自其连同住宅的大笔遗产拍卖。公元1900-1901年间英、法等八国联军侵华，掠夺中国各类珍宝无数，联军中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主力，即由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法籍军官与越南军队所组成。阿尔贝特于公元1912-1914年第一次任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故此乾隆官造的珍贵藏品极有可能为八国联军时由法军所夺，再随军队流入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所在地越南，后辗转被带往法国成为阿尔贝特家族的收藏品。

依照历史常理，今欧洲等西方国家中凡有家族先辈当年曾参与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文物收为家族中的收藏品，基于事关名誉，其家族后人必隐讳不加宣扬，因此历来少有文献数据能直接左证当年因八国联军流失海外的何藏品是由何人所掠夺。此件海外回归的乾隆烧古官造地藏菩萨造像，目前虽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证明是否来自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的流失珍宝，冀望后续能在史家的进一步考据中还原历史轨迹；但依据现有可信的数据显示，此件珍稀至宝无论在造工、制作法式等工艺技术上，或是藏品来源、全球同类拍品的比较上，尽管岁月荏苒，却再再无法遮掩其官造的荣耀出身与绝代的历史风华。

叶灵毅 撰文

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50卷， 乾隆五十二年起/乾隆五十三年止（1787-1788），第219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