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鉴定鉴赏收藏

佛教造像是宗教雕塑艺术的一个类别，一般是指单独成件的雕塑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的佛教造像品类中，最受人瞩目的当属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从近年来佛教造像拍卖的情况看，永宣宫廷造像无疑是收藏的热点。然而清代佛教造像艺术品却占据着最大的市场份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清中早期的佛教造像。当永宣宫廷造像在市场上达到近千万乃至几千万元的时候，便只能成为顶级藏家的争宠，多数藏家只有望价兴叹了。这时清代佛教造像又占据了价格优势并蕴含着很大的升值潜力，占有了稳定的市场地位。

自从佛教传入我国以来，佛教造像也就随之出现，其艺术水平到明代已经相当成熟。清代佛教造像整体水平虽然比明代稍逊，但也有着它独特的艺术风格。清代鎏金器物不是追求古朴，而是追求华贵富丽的效果，鎏金的技术水平也很高超，许多宫廷大器虽久历风雨，却仍能金光闪闪、色泽不减，这一点是前代所不及的。

入清以后，西藏佛教格鲁派战胜了统治西藏长达两百余年的噶举派势力，取得宗教上的绝对优势地位。1634年，皇太极征服蒙古林丹汗部，获得元朝八思巴国师所铸的嘛哈噶喇金像。皇太极下旨特建嘛哈噶喇楼及实胜寺供奉嘛哈噶喇金像，这是最早为清宫廷供奉的重要藏传金铜佛像。1652年黄教领袖五世达赖（1617-1682）受顺治帝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帝亲自册封了一世章嘉国师、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33-1737）为“班禅额尔德尼”。由此可见清代对藏传佛教崇重，“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很盛，藏传佛教寺庙和喇嘛人数众多。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主要为帝王和皇室成员崇重和信奉。在清代所有皇帝中，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对藏传佛教尤为重视，其重视程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远远超过元明时期的皇帝。清代藏传佛像艺术正是在这种情景下兴旺发展起来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兴建了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福院等多座喇嘛庙等。康熙皇帝率先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中正殿念经处”就兼办造佛像。这一时期的造像工艺精湛，神韵动人，姿态典雅，造型规矩，形态各异，富于动感。

图1. 四臂观音菩萨像

康熙和乾隆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目前都有遗存。从现存实物看，这两个时期的清宫造像整体风格有相似之处，既受到了内地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写实艺术倾向，又受到了时代审美观念和工艺技术的影响，体现出工艺精细、造型规范而缺乏内在气质的艺术风格。但是从造型样式和工艺水平上看，这两个时期造像又略有区别。其中康熙造像造型挺拔，工艺精细，整体效果明显优于乾隆造像。如（图1）四臂观音菩萨像，是康熙菩萨装造像的代表，铸造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尊造型结构具康熙造像明显特点，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菩萨身上的装饰，如头冠、宝缯、耳环、璎珞和各种钏饰，手法细腻，工艺十分精细，每个细小部位都做到了一丝不苟。如头冠采用镂空技法雕出，显得玲珑剔透、精美无比，康熙造像工艺上的优点在这尊造像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康熙宫廷佛像目前发现不是很多，但都刻有具体年款、造像名称（均从右至左读），有时加刻藏文名称（自左至右顺读）。本朝风格非常鲜明，造型挺拔、工艺精细至极，从面部到衣纹、帔帛至莲瓣，均极生动写实、自然传神。莲座造型宽大，气势恢宏，其上下边沿饰一周圆连珠，有的甚至仰覆莲束腰处也饰一周圆连珠。仰覆莲瓣对称分布，宽肥饱满，莲瓣的边沿和头部饰卷草装饰，造型生动，手法写实。

这时期的宫廷造像虽不是太多见，但民间造像风气很盛，数量也不少，风格与宫廷造像基本一致，但都无款，工艺略显粗糙。

雍正时期遗存的造像极少。长期以来，我们没有雍正宫廷佛像相关文献记载，从极少的实物看束腰一道大宽边形式，似乎是这一时期造像最为独特之处。这个时期较短，造像风格和工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康熙末年到雍正一朝铜源相当紧张，因当时铜产量低，以致雍正四年开始朝廷下了禁铜令，这虽然不能成为不造佛像的理由，但这一时期佛像数量很少却是事实。据称康熙就曾颁旨化佛鼓钱，有一种康熙朝鼓铸的“熙”从“臣”的异体书钱就是用金铜佛像铸成的，所以民间俗称“罗汉钱”。的确精美，可很难说到底含不含金，是不是真的用佛像铸造的。当然，先要满足铸钱之需这也是造像极少的原因之一罢。

乾隆时期宫廷造像与康雍造像相比，艺术水平略逊，姿态僵板，工艺也不够精细，虽整体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普遍走向程式化，艺术水平下降。

乾隆时期，大学士工布查布译出《造像量度经》，乾隆与三世章嘉国师又合作编订了《三百佛像集》，乾隆时造像就是严格按照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模式进行塑造的，这应是乾隆造像普遍走向程式化，从而导致艺术水平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清代乾隆时期佛像遗存较多，保留纪年款佛像数量最大，也不乏上乘之作，宫廷造像为清一色的规矩楷书款，还有的带汉文名颂和顺序号。这使我们鉴别起来较为方便。

第一，六品佛像。六品是格鲁派设立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修行内容，按由低到高先显后密的次序设立。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皇宫内苑佛堂供奉的佛像一般按“六品”（事部、行部、瑜伽部、父续、母续、般若部）的内容分类供奉。由于清宫推崇黄教，而黄教对于波罗密乘与金刚乘的关系有着与西藏其他教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重视显教的作用，而不是单纯强调密教的修行。六品佛楼的设计正是以这种显密双修思想为基础的。造像时品名款与佛像款必须一致，如罗汉应为“般若品”，若刻上“瑜伽根本品”那就错了。

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针对修密者不同根机（灵性、悟性）将密宗修习内容根据程度的深浅、成就的大小分为四个层次，即下品根机者修事部密法（功行品），中品根机者修行部密法（德行品），上品根机者修瑜伽部密法（瑜伽品），上上品根机者修无上瑜伽部密法。其中无上瑜伽部又分为父续（无上阳体根本）和母续（无上阴体根本）两部，加上大乘佛教（即“显宗”、般若品）共称“六品（部）”。六品佛楼即是按照此六品内容分别供奉相应的佛像、佛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是清宫重要的建筑形式，反映出乾隆帝对这种建筑及其内部陈设思想的重视和青睐。据了解，六品佛楼为乾隆宫廷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仪轨建造的佛堂，原有8座，但只有北京故宫梵华楼中的佛堂佛像完整保存至今。

图2. 清乾隆铜泥金须弥山王佛像

六品佛楼中尺寸小的铜佛像数量非常大且形象各异、大小不一，难免混乱，所以每尊小的铜佛像身上都有三处题记。莲台上沿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下沿有此尊名号，背后有所属品间的品名款。这样就可以保证各间之间的尊神不致混乱。如须弥山王佛，台座下方有“须弥山王佛“五字，背后有“般若品”三字（图2）；降伏狱鬼菩萨，台座下沿有“降伏狱鬼菩萨”六字，背后有“德行根本”四字；歌呗母，下沿有“歌呗母”三字，背后有“无上阳体根本”；那罗延天母，下沿有“那罗延天母”五字，背后有“德行根本”四字。根据这些题记，对照清宫原状，我们可以准确查知该尊佛像应当供奉于哪个位置。

乾隆皇帝对造像的重视相比康雍两帝更有过之，他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和造像过程的监督，几乎所有重要造像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定夺。还在皇宫和皇家苑囿设立了慧曜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承德兴建了十余座喇嘛庙。当时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都参与了宫廷造像活动。由于乾隆帝对造像的高度重视，乾隆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活动频繁，参与工匠众多，制作的佛像成千上万，这些都是康熙时无法相比的。此外，这一时期造像题材丰富，每一种题材都具有丰富而神奇的宗教内涵。康熙、乾隆二帝对藏传佛教如此之重视既密切了民族关系，稳定了边疆社会，满足了自己和皇室祈福奉佛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图3. 清乾隆铜金刚齿菩萨像

乾隆时期造像遗存下来非常多，有一小部分流入民间。其中大部分是署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的一类，其造型规范，铸胎厚重、艺术风格完全一样，极易辨别。如金刚齿菩萨（图3），右手执法器，头戴五叶冠，顶结葫芦形高发髻，头微俯，面相庄严，身躯挺拔有力，覆莲座正前方铸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下沿刻“金刚齿菩萨”。其用材之考究，工艺之精湛，无疑是清代佛像中佼佼者。感受到汉藏交融的优美艺术风格，庄严华美的神韵。

目前在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所谓六品佛像以小型铜像居多，大型铜佛像则少见。

乾隆帝本人对藏传佛教及造像工艺有着精深的了解，他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乾隆时期宫廷造像。整个佛像制作过程都是在章嘉国师、阿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等精通造像的大喇嘛参与指导、皇帝亲自监督下进行的。以六品佛楼成堂佛像最具典型性，它把藏传佛教显密诸神汇聚一堂，对藏传佛造像作了全面的、规范化的诠释。但由于高度程式化，线条规整统一，难免给人千佛一面的呆板之感，这也是清宫佛像不足之处。但全面深入观察宫廷佛像也不尽然，总体看在造型上完好的展现了西藏佛像朴拙、粗犷、律动、鲜活的风格特点。又加入了汉地佛像的艺术因素，丰满浑圆的佛面相，灵动的衣褶刻画，华美的须弥方座等，把汉地悠久深厚的造像传统与西藏佛像独特的艺术造型融为一体，异彩凸显。

第二，祝寿佛像。在铸造大部分无具体年款佛像的同时，乾隆时也制作一些带具体年款的佛像。皇帝或太后寿辰，宫廷要制作一些与增福延寿相关的佛像——无量寿佛。虽也出自宫廷但风格独特，不属六品佛像风格。应是源于西藏流行的尼泊尔风格无量寿佛式样，多是大小背光形式，且錾刻具体年款，如“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图4）

图4. 清乾隆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第三，仿古佛像。主要是仿公元8-9th的克什米尔具体造像、东印度——尼泊尔风格（主要以红铜铸造，面部泥金，躯体不装金，造像躯体光洁。胸前腰部U形连珠璎珞。莲座高而宽，平面多呈长方形或扁圆形，莲瓣靠座上部，束腰不深，莲座下部为多层叠涩式素边，宽边头部中间凹陷。有的带“大清乾隆年敬造”年款。）

第四，其他类型。一是带“大清乾隆年敬造”（或铸或刻，以铸为多）的，比六品佛尺寸大；一是“土观呼图克图诚心金银造”款摩利支天，坐骑为猪，单层覆莲座。

康乾时北京除宫廷制作藏式佛像外，民间也有制作，但民间大多是仿制宫廷造像样式。但大多民间造像都不署年款，但造型样式与工艺特征与宫廷造像都非常相似。同时，由于清代居京的喇嘛多由蒙古地方选派，蒙古地方的造像风格因此影响到北京。但是蒙古造像风格并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北京的流行中也融入了宫廷造像艺术因素。因此可以说，清代宫廷造像始终是北京藏式造像的主流风格。

另外，清代藏地佛像也有其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藏式风格、尼泊尔风格、北京宫廷风格、仿古风格。

图5. 清铜鎏金四世班禅像

藏式风格造像面部颧骨较高，上唇突起，似乎没有印度尼泊尔造像典雅庄严，但非常纯朴自然。最能体现其民族特色的是上师像，完全按其生前形貌塑造。由于上师像题材多，所以面貌绝无重复，如四世班禅（1567-1662）洛桑确吉坚赞（图5）。尼泊尔是西藏佛教艺术的重要源头，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时至清代，尼泊尔风格造像变得面形消瘦，躯体单薄，姿态呆板。但原有的艺术特色也保留了一些，如眉眼细长、鹰钩鼻子、腭部呈尖状，高乳大臀细腰、仅在小腿上刻划衣纹等特征，在现存的清朝西藏造像中均可见到。汉式风格主要指北京造像风格对西藏的影响，它与北京造像的区别是不属年款，但造像或多或少融入了一些西藏传统的审美和工艺特征。清朝藏传佛像艺术中十分盛行仿古风气，主要仿公元8-12th的密教流行的东印度、克什米尔、斯瓦特、尼泊尔风格等。象多角叠涩式台座、发髻高耸、大衣为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等，与真正的公元11-12th的作品比较，整体造型完全一致，但工艺明显粗糙、雕刻痕迹明显、身体及衣纹转折处不圆润、胎体过重。

当时最为流行的是仿尼泊尔风格，一般以佛、菩萨、佛母题材为多。一般以红铜铸造，胎体厚重，做工较精细。其整体造型与装饰风格与早期造像极为相似，有的做工很精细，容易造成断代错误。

清代中期以后，连年战乱，清政府的软弱使国力日衰，对于佛教的重视、佛教造像的工艺水平和数量如江河日下，其风格特征也就无从谈起。

作者简介：

张宏书，1986年就职于天津市文物公司，2002年起在该公司业务中心主管文物艺术品征集保管工作。现为天津文博学会会员。

——《理财收藏》杂志2014年2期